2003 年5月4日

H女士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她是一月的那场大雪后，被警察送到精神科的急诊室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在病人登记表上注明她的年龄是65岁。我认为这年龄大概是个猜测。因为从外观上很难说出美国黑人妇女大致的年龄。在姓名这一栏上写着：不知姓的H。

当H被送到我们科来的时候，她的情况非常不好。因为她脚上有严重的冻疮，使她被圈禁在轮椅上整整一个星期。她一入院就由我负责。当我询问她又无朋友时，她不加思索，就报出一大堆地址。像什么71街28—51号或81街94—02号等等。她一个个的报出来直到我打断她，跟她说以后再谈这些为止。后来另一个社工接管负责她的案例。不过在每早的例会上，我仍然可以听到有关她的故事。她是大家都喜欢的病人。

H女士在一天天的好起来。大概是2月15日，护士长告诉我们，H女士宣布说，一个糕饼店将会在情人节的时候给她送蛋糕，因为两天前他们才知道H女士住在我们部。没人对H女士的话当真，所以也没人理会。结果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糕饼店真的在情人节的那天给H女士送来个蛋糕。护士长说，如果当时她在场的话，一定会问送蛋糕的人，他们怎么知道H女士住在我们这里。

当时我的一个病人R也是一个走失的人。我们没有R的任何资料。我的上司给警察打电话，要求给R和H按指纹印。他想从指纹上发现一些情况，警察来了以后，H拒绝作指纹印。警察告诉我，如果她没有前科的话，指纹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我们经常从上司S那里听到一些关于H女士的故事。一个附近教堂的牧师告诉S，H女士在杰克逊高地住宅区活动已经有18年了。每一个住在这个区里的人都认识H女士。人们给她食物。天气不好的时候，有些公寓大楼的门厅允许她在那里睡觉。

H女士的脚痊愈后，就要求出院。后来H女士的个案由上司S先生负责。S先生说，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姓名怎能让她出院。没有一个Adult home*会接受一个无名氏。Nurse practitioner*医生助理N女士说H女士是决不会去Adult home的。我们也同意她的说法。如果她本人不愿意去，就是有名有姓Adult home也不会接受她。S说，我们不能送她去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因为庇护所是不接受无名氏的。N女士建议，就放H去她愿意去的地方吧。如果她能在大街上存活了18年，现在春天快到了，她活下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S先生坚持，无论如何不能让H女士回到大街上。N提高嗓门说，我们这样关着她，她会死的。H是一个街上的自由人。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她走呢？S先生问N该怎么做？N女士说，也许我们可以带她出去说有个预约，然后给她机会逃走。S先生认为这个不是什么好主意。在得到Y医生和医疗小组许可后，S先生开始为H女士转送到Creedmoor*做准备。

N经常在例会上提及，我们应该让H女士去她想去的地方，不应该送她去Creedmoor。H会很快在Creedmoor死去的。我劝N女士说，如果H女士真实的年龄是65岁的话，她未必还能幸存于大街上。N坚持说如果我们送H女士去Creedmoor，我们就是杀人犯！

在一天的例会上S先生兴奋的宣布：探员已经知道H女士的真实姓名了。每个人都好奇的想知道探员是怎么查出来的。S先生说，探员告诉H女士，如果H说出她的姓就会放她走。结果H说出了自己的姓。探员为了证实H说的是实话，就走到H身后5英尺远的地方叫她的名字。H答应着并转过身看是谁。S先生说，现在有了H女士的姓名，他要全力投入将H的社会安全号码和她其他的资料搞到手。

一天早上，S先生告诉大家他接到一个女士的电话。这位女士是杰克逊住宅区的居民，她声称，她本人在她女儿出生前就见过H女士。她的女儿今年已经30岁了。这说明H女士已经这样生活至少30多年了。她告诉S先生，是她给911打急救电话送H女士来医院的，因为她发现H女士睡在雪地里。如果不是她打急救电话，H女士一定会死于那场大雪。这是事实，我们也同意。这位女士说，我们医院应该帮助H女士找一个住处。如果她再看到H女士，她会向报纸、电视台或国会议员报告这件事情。没人想让H女士这样生活！再说，H女士有精神病和其他疾病。S先生说，即使我们知道了H女士的真实姓名也不能送她去庇护所。因为她会从那里跑回大街上。那位女士会因为H女士的出现给我们医院找麻烦的。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H女士像是知道所有和她有关的事情。她要求在4月15日之前出院。她说她急着出院是为了报税获得退税款*。虽然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但是也让大家吃惊不小。她居然知道报税的截止日期是4月15日。S先生说H没有社会安全卡和医疗保险卡。（Medicaid是联邦政府付给最低收入人的医疗保险）在警察把她送到医院时，她的车和其他东西被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推走了。真不能相信她居然能带着现金在大街上睡了30多年。

H女士的护理员报告说，H的视力正在减退。假如让H从桌子上拿起一支笔，她的手伸出去几次都拿不到那支笔。N女士也看到H在过道里直到快撞上另一个病人才意识到前面的人。然而，无论护士怎样劝说让H去检查一下视力，但都遭到拒绝。这时，N女士说，我们真的不能再放H回到大街上去了。她会死于车祸的。

几天以后，S先生告诉我们H女士如何在十英尺外认出了他。我问Y医生是否能强迫H去检查视力。Y医生说不行。因为现在还没有生命危险。病人有权拒绝，而我们无权强迫病人接受检查。

事实上，H女士每天都在提醒我们她有的权利。她有时自言自语，有时抓住过道里的人声明她有的权利。即便她住院，医生也不能强迫她去做违背她意愿的事情。一天她试图像盲人一样在过道里摸索着走，一边轻声地说：“谁能帮助我？谁能帮助我？”我认为她是找不到自己的病房了。就向她走过去问：“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吗？”她嘟呢着说：“帮我离开这里。”我对她说，对不起，这点我可帮不上忙。

公共协调员A告诉我，H知道对每个人提不同的问题和要求。她会叫住她的医生Y说：“Y医生，我亲爱的，让我离开这里吧。”当时医生很忙，A就走过去对H说，她能为H做什么吗？H说，A又不是她的医生，她出院A帮不上忙，如果是需要睡袍或者纸巾类的东西，她会求A的。

最终Y医生还是为H女士安排了一个管理层的听证会，并试图让法院来决定H去做视力检查。明天5月6日是法院日。之前，H坚定的告诉Y医生，这天她不会去法院的！Y医生不能强迫她去做违反她意愿的事情。如果没有必要，Y医生也不愿意去法院。他告诉H女士，他已经同精神卫生部门的律师谈过了，律师同意延期一个星期去法庭。让我们看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吧。（完）

*Adult home (也被称为Board & Cares) 是一种提供膳食的集体住宿服务机构。最初创建这种服务是对一些还不需要看护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住宿、膳食和基本的一些服务。目前，多数的Adult home 服务是为精神病患者，这样的情况已高达90%。

*Nurse Practitioner，医生助理（此间华文报纸译作医生助理。医生助理没有独立处方权，但可照医生已开的处方开药。他们拥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

*Creedmoor 是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一所纽约州立精神病专科医院。

*编者：在美国每个有收入的成年人都得依法自动向联邦和州政府纳税，无论他/她是否收入高还是收入低，无论是公民、移民、还是非法移民。美国的报税制度很复杂，而且报税条款每年都在更新。一般的人很难搞清自己到底得报多少税。所以多是去找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必须拥有报税的执照，他们每年必须参加培训，并通过考试）替自己报税，填写税表。有不少人得在寄出税表的同时附上补交税款的支票。当然也有些人自己填写税表报税。按美国的税法规定，纳税人纳的税多退少补。一般在政府机构和公司工作的员工，在每次薪资里大多都已扣除了各种税。但年终填写税表时仍可能会有欠税需补交。或超付的税，税务机构得退还纳税人税款的情况。许多低收入的人，或收入低家庭人口多的人，常常是在报税期一到，就积极报税。因为多数这样的家庭的纳税人可以拿回不少政府退补的税钱。这将是这类低收入纳税人的一笔不小的收入。每年的报税截至期是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