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6日

杰是一位25岁的中国男士。对我们住院部来说他并不陌生。许多工作人员都认识他。因为他不只住过一次院。他是在我正忙的时候被送进来的。一般来说我该在病人入院后5天之内，给病人做个心理评估。在杰住院后的第二天，杰的姐夫来医院探视杰，并要求和我谈一谈。我告诉他，我得先同杰谈。结果我没有机会与杰单独谈。在他姐夫的坚持下，我只得让杰也加入了我们的交谈。

杰的姐夫说，杰的二哥也有精神病，住在一个Residence*。这让我了解到杰的家族有精神病史。杰的姐夫向我介绍了一些杰的情况。他强调杰应该住在一个和他二哥一样的Residence里。据他说杰有三个兄弟姐妹。他的母亲已经过世。父亲还在中国。他的姐姐和大哥都不能照顾他。“你知道我们一直都在照顾他，他有许多坏毛病——打架、吸烟，总是惹事。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帮他租了一间房，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被房东赶出来。都是因为他生事。”当我问杰有关他的安置问题时，他说家人把他送到精神科的急诊室就是希望能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住处。总之，杰也希望我给他安排一个他二哥那样的住处。

当我对杰进行心理评估时，他告诉我，他是他们家最小的。他母亲离开他们来美国时他只有六岁。当他母亲再回中国带孩子们移民美国时，杰已经15岁了。到美国一个月后，母亲告诉四个孩子她已经被确诊是癌症晚期。一年后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一直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是杰的大哥和姐姐一直照顾他。杰说他是在17岁时患上精神病的。在服药和接受治疗方面，杰的姐夫说，杰住医院多次，他不服从吃药和治疗。

杰的姐夫离开后，杰问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给他安排好住处。我给他解释，首先我们得稳定他的病情，然后才能预约面谈，还需要他在申请表上签字。转到Residence是件大事。不像住旅店那么简单。但杰非得知道具体时间才肯在申请表上签字。他急躁的跟我说，如果两周内不能为他找到住处，他宁愿自己去找。就像一场噩梦的开始，杰到处追着我，要求我放他出院。

我知道杰的姐姐在他生活中的位置。他姐姐和姐夫开着一家餐馆。我给他姐姐打电话解释，我们怎样试图为杰找住处，而杰是如何拒绝的。我们的谈话经常被她的顾客打断。这让我十分恼火和无奈。终于他姐姐同意和我面谈解决杰的问题。

杰的姐姐年轻漂亮。她看上去非常聪明能干。她没来之前，我还在想，她也许会改变主意带杰回家。因为杰是她从小带大的。许多家庭都是这样，当他们在气头上时，会声称永远也不要病人回家。但是等到他们平静下来后，他们会改变主意的。当我观察姐弟俩人见面后的情景，我意识到，这位姐姐已经打定主意，这一次真的不会管杰了。她几乎是哭着告诉我，“多少次我接杰回家，给他租房子。为了我的女儿，也不能让杰再住在家里了！”杰立刻说：“我可以自己管自己。”“你可以自己管自己？你从来没有交过一次房租，多少次被房东赶出来！”她转向我说“从他搬出去后，是我给他付房租，他要回中国，是我给他买机票，又给他500美元，他花光了以后马上给我打电话要回来。我又给他租了一间房，结果没有住几天，半夜两点让房东赶出来。我不怨房东，他是个好人。”杰还在恳求他姐姐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他姐姐狠狠地对他说，“甭想我再给你机会了！”她对我解释道：“一月份的时候，他住进牙买加医院，他求我接他出院，我的先生和哥哥都劝我不要接他出院。结果我又心软了。我告诉自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接他出来后，还没到家他就骂我。我先生和哥哥也埋怨我。”她看着杰的眼睛说：“没有机会了，去Residence。”

第二天我和杰作了一次长谈。我给解释，他能够有的所有选择。我向他保证，即便知道在两个星期之内不能帮他把事情办妥，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办的。最后他同意在申请表上签名。接着我们讨论哪一个Residence最适合他。他想去他二哥住的那个Residence, 但是那里没有床位。我建议他去斯坦顿岛上的一家Residence。那里有不少中国人和韩国人。他们也提供中国食品。我知道许多中国人都吃不惯洋饭。杰不愿意去，他担心与外界隔离。我又建议他去法拉盛，他同意了。

我们获得了一次面谈的机会。结果审查的社工拒绝了杰。她跟我说，杰太年轻了。他们不接受35岁以下的病人。我真的很失望。那位社工也没有一点歉意。我跟她说，我希望她能预先通知我们有这样的规定。她很小声的说了一句对不起。她建议杰去法柔克维的Adult home*试试。

实际上，在我们与这个社工谈话之前，杰就表示不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当他听说他被拒绝的理由是他的年龄时，他很生气。我想这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可以拒绝不喜欢的人或事，反之却会觉得被伤害。

那次面谈之后，杰简直快把我逼疯了。我怀疑他界于智力迟缓边缘。不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能明白。我坦白的告诉他，我们是不能放他出院流浪街头的，这违反精神卫生法。而且如果他在无处接受他的情况下出院，我会丢了我的社工执照。他只有三个选择：Adult home、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和法庭。如果他坚持放他出院，自己可以找到地方的话，那他得先去无家可归者庇护所。他坚决拒绝。我说如果他坚持要在无去处的情况下出院话，那就得去法庭让法官来决定。他也不情愿。据他说，他的姐姐要回中国三个月。我不确定这是否真实。我就吓唬他的姐夫和大哥，我们要把杰送到庇护所去。他们两个都表示不论我送杰去哪里，他们都不会再收留他了。上司S先生让我一边准备转庇护所的表格，一边尽量说服杰同意去那里。

一天，杰给了我他的一个朋友的名字。我跟他的朋友联系了。结果这朋友说不能让杰与他同住。几天之后，杰又给了我另外一个名字。我不相信他，但是还是试了一下。这个朋友同意杰去他那里，并且说可以在星期二的上午10点来接杰。这太出乎意外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只等星期二上午让杰出院。4月8日上午十点，我祈祷杰能顺利出院。杰也作好了走的准备，可他的朋友没有来。我打电话也找不到他。杰开始变的非常急噪和不安。他不时的去打扰所有的人，要求能让他给朋友打电话。

L，一位理疗师笑着对我说，“我就知道这个朋友不会现身的，你怎么会去相信杰的朋友呢？”我已经很恼火了，再也忍受不了任何的指责。“如果你是我，当他的朋友说可以接他回去，你会怎样？你想要我跟他的朋友说，我不信任他？”L红着脸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没选择。”

大约11点时，我又给杰的朋友打电话。这朋友接了电话问，为什么我不让杰自己去他那里。并说，他没有时间来接杰了。我尽量控制自己显得很职业，但是我想他仍然能从我的声音里听出我的不快。我说：“你保证来接他，如果你做不到，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你一定得来接杰。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我必须确定杰有地方住！”终于，这朋友答应约11点左右来接杰。我告诉了杰。然而杰继续要求我或抓住每个人允许他给朋友打电话。上司S先生说“杰的表现不象恢复可出院的人，反倒像刚入院的病人。”

这位朋友没有按时来，我在11点30分有一个会。我告诉值班护士，如果需要，可以在广播里通知我。我从没有这样高兴的去参加日常工作会议。因为，这样我可以躲开杰的烦扰。

S先生来晚了一点，他小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杰的朋友来了。”我轻松的叹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终于有结果了！

当我回到部里时，S小姐甚至都不掩饰她的喜悦说：“杰的姐夫给你打电话，他非常不高兴我们让杰出院。”我给杰的姐夫回了电话，他质问我：“谁让他出院的？”“医院、医疗小组和我！”“你怎么可以让他出院？”“因为他的医生认为他的病情可以稳定到可以出院了。”“如果医院没有给他找到住的地方，我们又控制不了他，你让我们怎么办？”“我明白，我希望你们也明白，我们尽力了。我们给了他几个选择，他拒绝所有的。他不要去Adult home, 不要去庇护所，也不要去法庭。实话对您讲，除了Adult home,没有地方能把他锁住。无论他去哪里，他都会跑去打扰你们，因为你们是一家人！”他姐夫回答的声音越来越低：“我知道，我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他又犯病了，你们可以把他送回来，希望今后他能明白的面对现实。”最后他姐夫说“谢谢你，再见。”

我知道杰很快会被送回来的。

*Residence 与Group Home 一样也是由政府拨款的住宿机构。一般是向一些房主租赁一些房间。能住在Residence的人是一些智商低于正常人，但生活可以自理的智力有障碍的人。有些房主可能直接负责管理Residence。政府付所有的费用。

*Adult home (也被称为Board & Cares) 是一种提供膳食的集体住宿服务机构。最初创建这种服务是为一些还不需要看护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住宿、膳食和基本的服务。目前，多数的Adult home 的服务是为精神病患者，这样的情况已高达90%。

（本文中所有工作对象及家属都非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