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手记--引言

据说社会工作是一门中国全新的学科。至少在我1996年年底离开时，它还不存在。不过在西方国家，这门学科已有80年的历史了。它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系统而诞生的。其实是是在苏联10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开创了一系列社会领域的革命。诸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等，使得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审视自己生存的合理合法性。由此开始在原有的慈善机构的社会服务基础上，系统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1920年美国的大学开始开设“社会工作”这一课程。它主要是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当然也有些企业、公司也聘用社工为职工提供服务。特别近年来，许多社会工作者热衷于心理咨询，但说到底社工的主要的工作对象还是各种弱势群体，诸如：受虐的妇女儿童、吸毒者、无家可归者、病弱的老人、爱滋病感染者、精神病人、弱智者，等等。

虽然在中国许多人未接触过这一行业。但是恐怕有些中国读者会从美国电影，甚至中国电影，譬如《刮砂》，中领教过社会工作者。在许多电影中，社工是一群毫无人性、刻板于僵硬的制度、不问青红皂白，任意把人家孩子从父母手中夺走的社会机器。不用说中国读者不了解美国的社工，从我与不少美国人和朋友的交谈中，我发现，许多普通美国人也并不真正了解社工的工作。我想也许会有读者有兴趣了解一个普通社工的日常工作及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的话题。

不过我所讲的都是小人物、普通人的故事。绝不会有好莱坞大片式的气势、惊悚、惊险，以及虽然程式化但总高潮叠起的那些效果；也不会有现代灰姑娘，诸如女佣嫁大款，或者比尔·盖茨一类的成功故事。唯有兴趣于此类故事者，不必浪费时间来读此专栏。这里有的是小人物的血泪和歌哭。当然也不会全部是负面的故事和社会阴暗面，因为这些弱势群体在中国还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照顾。

1998年末，也许是命中注定，一系列的偶然机会使我在过了报名截止期后，申请到纽约大学社工学院的硕士学位的双语奖学金。虽然它只付了这所昂贵大学基本课程的四分之三，但它却帮助我起步。没有它，也不会有我以后的社工生涯。入学一年后，我得到一份与学业有关联的工作——在一家非盈利机构做个案管理员（Case Manager )——为弱智群体工作，从此开始我全职工作，半职读书的社会服务工作生涯。毕业后一年多后，我终于通过纽约州社工执照考试。前后历经四年多的时间，我终于成为一名有社工执照的社会工作者。

我于2002年底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是在纽约市所属的一家公立医院的精神病科住院部工作。我要特别说明的是，纽约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不一定就会发生在美国的其他城市。而作为一名公立医院的社工，我所接触的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不可避免地面对社会的阴暗面。如果我在讲述中谈到的多是这些内容，也只因为那是我日常的工作，我无意于，也无能力为读者提供一个美国生活的完整画面。况且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者。常常自觉自己就是一条痛感神经。无论身处何处，往往敏感于苦难与不公。而更其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苦难和不公，即使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与强大，有着相对完善福利制度的国家，也不能例外。而我本人不仅对社会结构、福利制度、社会公平等问题有强烈的兴趣，同时也对探究人性抱有强烈的兴趣。在我看来，我曾为之工作的弱智群体及现在为之工作的精神病患者都相对我们所谓的正常人更体现出人类本性的善与恶、最基本的欲望和我们的弱点。因为他们受制于或先天或者因为精神疾病的限制，很难像我们一样自觉或者下意识地运用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佛罗伊德所说的“超我”（superego）来掩饰自己本能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们站在镜子前面，却照出我们自己。

我在1999年1月，社工学院入学一年后，得到一份与学业有关联的工作––––在一家非盈利机构做个案管理员（Case Manager），不久后，又改称“服务协调员”（Service Coordinator） 。我这人懒。索性一直称个案管理这个传统称呼算了。

我工作的那家机构是一家非盈利机构。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是不付费用就可以得到服务的。在美国，许多社会服务机构都是接受政府资助的非盈利机构。虽然它们也接受私人捐款，但最主要的资金的来源是联邦政府、州政府或者市政府。而且因为是政府扶助的非盈利机构，不仅可以减税，还可以以低租金租到办公用房。把房产出租给非盈利机构的公司，也会从政府那里得到减税的好处。

我们这家机构是从做未成年孩子的代养（Foster Care）起家的。代养家庭是由代养父母抚养未成年孩子的一种社会服务。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许多儿童出于各种原因，不能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政府就要出资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家庭环境。

我们这家机构还提供其他一些与弱智者和代养相关的社区服务。我做的就是为弱智者提供“个案管理”的工作。个案管理（Case Manager）是美国社区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政府为弱势群体设立许多不同服务项目。但要申请这些服务项目要经过那些繁复的申请手续。如果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弄清。所以有许多机构都提供个案管理的服务。而个案管理员一般都有自己固定的服务对象，定期探访，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得到所需要的服务。我的服务对象就是弱智者。

我想一般人不用受什么心理学的训练都知道什么叫弱智，或者智障。但明确的定义可能就不大清楚了。按照现代精神病学的定义，弱智者是在年龄22岁（一说18岁）前，经心理医生测试而确定为智商在70之下的患者。智商在50－69之间为轻度弱智，35－50为中度，20－35为严重，20之下为深度弱智。除智力有障碍之外，一般他们的语言能力也都受到影响。有些还伴有肢体残疾和其他精神方面的疾病。

有一个专讲精神病院的美国电影……《飞越杜鹃窝》。那个精神病院就是美国所谓的Institution 。这词含义挺广。教育、慈善、宗教和政府的公共机构，像教学、学校、医院、收容所和监狱都可称Institution。而把精神病患者、弱智者、青少年犯罪者、流浪儿童及老弱者收容起来就是Institutionalize。

2003年9月，刚刚转到福克斯（FOX）的电视台名主播杰拉尔多·瑞佛艾拉（Gerardo Rivera）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一位初出道的小记者。他的成名作就是有关纽约史太登岛（Staten Island ）名为“柳溪州立学校”（Willowbrook State School）的报道。

当时有数千名弱智“学员”居住在这家封闭式的“学校”中。我在我们机构看过一部纪录片，就是纪录这个名字挺美的“柳溪学校”的。它的“学员”的生存条件可比“飞越杜鹃窝”中的精神病院差多了。工作人员极度缺乏。记得有的画面很恐怖。有的并发精神病的患者自已在墙上撞头，或者脱了衣服在地上打滚，都没有工作人员能去制止他们。

经过60年代反种族主义，妇女平权、反越战等一系列民权运动洗礼的美国民众，突然看到这样一幅弱势群体被社会忽略的惨象，实在心理难以承受。于是舆论大哗。于是州政府开始调查。于是法庭干预。最后引发了一场社会服务领域中的革命－－  Deinstitutionalization。就像我刚提到的，那些把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都集中在封闭式的机构是Institutionalize。而杰拉尔多· 瑞佛艾拉的报道最终致使“柳溪州立学校”和一些类似的公共机构被关闭。那些“学员”和类似处境的精神病患者稍后也得以回到普通人的社区之中。也就是Deinstitutionalize。

不过让这些“学员”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的前提条件是，有人为他们的日常需要提供服务。于是一系列服务机构由州议会立法而得到资助。纽约州在为弱智者提供服务方面往往走在其他州的前面。我想这中间实在有普通民众和立法者对“柳溪学员”的赎罪心理。

我所服务的机构由此加入为弱智者提供服务的行列。服务项目的不断增加，机构也不断发展扩大。因为在所有弱势群体中，弱智者属于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即使他们中的成人，也可能像一个婴儿那样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为他们的提供的服务必需遵守极其严格的规则和规定以确保他们的利益和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现在可以开始讲我的个案管理员生涯了。我们每个新的“个案管理员”到培训结束，工作进入正轨后，都分配到至少25个服务对象。每个月要去他们学校、活动中心等地访问。每三个月要家访一次。要同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所有机构保持联系。要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包罗万象的服务。

我从未做过“个案管理”工作，更何况我的英语还嗑嗑巴巴。我所提供服务的对象只要会说话，全部是讲英语的。这份工作说白了，也是一份“说难也易，说易也难”的工作。说句时髦的话，对工作人员本身来说，它是一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因为非常辛苦，责任大，收入低。所以工作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在我们机构很少个案管理员做到两年以上。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绝好的学习机会。那些在课堂上学到的美国社会的福利制度的知识，远没有在这份工作中学来的生动扎实。而且我们这个项目的协调员（项目主管）奥德丽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后来我们成为挺好的朋友。

（本文中所有工作对象及家属都非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