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25日

我已经在皇后医院工作一个多月了。现在我们小部门已有三个成员了，D，SCM（Supportive Case Manager*），项目的秘书A和我。6月25日我拿到BP机。但还没见到任何病人，可以说什么都没有，甚至办公室还没有准备好。

两个星期前，电话就已经安装好了。那天电话接通时，我们还在院子里闲逛。在路上碰到两个电话工，他们问我们是否已经检查过电话。我们说，没人告诉我们已安装好了呀！他们很不高兴，说，他们辛苦了半天，我们居然都不查一下。因为在我们的办公室干活，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的办公室还没有安排停当。其中一人说：“可以说，你们是拿着工资不干活。”我们都笑了，我想这是事实。但D却说，谁说我们不干活？我们做了很多。与这两个电话工聊了后，我才意识到，实际上，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闲着没事干。

D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哪天她心情不好就向所有的人发脾气，我就远离她。但多数时候，她很好。她是个话多的人。她从巴巴多斯来，已经来美国16年了。

有时候我们没事做，三个人无论谁提起个有趣的话题，就轻松的聊起来打法时间。一天，不知是谁开始批评起美国来。我想多数时间是D挑起这类话题。她说，她第一次来美国时，一天在街上，感觉很渴，就走进一家餐馆，问是否能给她一杯水。一个人说，当然可以，并递了一杯水。当她离开时，这家伙叫住她，并要她付50美分。D说，当时都给震晕了。“为一杯水他们居然要我付50美分。在我们国家，如果你问人要杯水，他们会给你果汁和食物。”她说给那家伙听时，那家伙却说，在这个国家，她得为每一件事付费。D说，在她的国家，街上没有无家可归者。人们互相关心照顾。“在星期天”她说，“当你从教堂出来时，住的离教堂近的人家会邀请你去他们家做客、吃东西，等你离开时，下一家又邀请你，待到回到家时，已经饱了，你也不需要做午饭了。”她描绘了一张很美的图画。当时，我几乎想问，是否她家住得离教堂最远。因此我说，她的国家听上去像个天堂。她说那就是天堂。当时我大概还问了什么。所以她说，我是否想问她为什么来美国？我说正是。她说，她不想来，可1982年她的丈夫来到这儿。当时他们还没结婚，但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女儿的父亲向她求婚。她的母亲说，如果她不想嫁给他的话，他就该离开她。D说，如果他离开她的话，她就去找另外的男人。D母亲很喜欢她的丈夫，就促成了这桩婚事。那就是她为什么来到了这个国家。

后来，D又开始批评美国的教育来。她说她是个好学生。这我相信。她很聪明。D说，他们在巴巴多斯高中毕业是16岁。我问，在她的国家，人们多大上大学？16岁？她说，他们国家没有大学。接着又说，高中就是大学。她说在这儿的大学学的东西，她发现在高中时她都学过了。就此而言，也并不能证明高中就是大学啊。但她坚持这样说。我发现与她争论很困难。首先是，她不停的改变观点，第二是我的英语还没好到可以和她争论。例如，一方面她为她的种族而骄傲。可她又恨人们称所有的黑人是非洲裔美国人。她说她是加勒比海人。另一面她又批评我不美国。D总是说，所有的生意人都是想敲诈或欺骗你的。她从不相信这些生意人。说老实话，我也不信。我能够理解人们出些差错。可一些生意总是卖方得利。我总是失利。所以他们失去了我的信任。D讲了一些被敲诈的故事。其中一个，我都忘记是怎么开始的了。总之，她说，别给人正确的社安号码。我说这怎么可能，首先他们是要核对的。D说，他们就是这样说，但他们并不这样做。我表示怀疑。然后她说，她就给她的信用卡公司错的社安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颠倒的，还给了一个旧的电话号码。信用卡公司从没有核查过。当然她还是付帐单的。不过一天，她给这家信用卡公司打电话，误给了她的正确号码，接电话的人要她再重复一遍她的社安号码，因为他们的记录不对。然而D拒绝重复，并挂断了电话。D说，如果他们不核查清楚她的社安号码就给了她信用卡，这是他们的错。她可以起诉他们。她是认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问，为什么？她说，如果她不想付这个帐单的话，就不想有人每天烦她。我对此做了评论。她明白我的想法。她说，“这是美国啊。你得明白不得不用这样的方法。这个系统就是为那些不诚实的人创造的。如果你太诚实了，你就会被伤害。你看这些精神病人，他们就是太老实了。他们不能随着这个不诚实的社会调整。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最终得了精神病，现在需要我们这些社工来帮他们。”我驳不倒她。但我的脸部表情告诉她，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她接着说，“你太不美国了。”如果这就是美国方式的话，那她是对的。在去吃午饭的路上，她问我来这个美国多久了。我说，五年半了。她笑了，“五年了，啊哈？该美国了。”

在我看来她是个反白人的种族主义者。她说，有一天她儿子说，所有顶尖级的运动员都是黑人，像泰戈伍德（Tiger Wood 高尔夫球星），麦克乔丹（Michael Jordan篮球球星）和威廉姆斯姐妹（Williams 网球球星）。她回应儿子说，“当然，他们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是最好的。”她总是告诉孩子们，白人总是压制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与他们没区别，我们将接管一切。” 7月5日才加入我们的新同事K，来自海地。说，泰戈不承认自己是黑人。D激动起来，“他就是个黑人。”她越来越激动的说“我想发起一个运动，让所有的黑人在家里呆两天，至少是一天，看会发生什么？这个国家系统就将停摆！”我问她，是否想过如果白人也呆在家里的话，这个系统也会停摆。她说这不可能。

有时候，我弄不懂D。上司给我们不同的活，是这工作开始的第二个星期的事了。到现在已经8个星期了，D还没有完成。她总是在S的办公室。S该从住院处调到我们项目来。D和S非常要好。六月底时，上司要求D尽快将资源明晰表拿出来。她交给D已经一个多月了。D抱怨说，她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但没有电脑用。上司说，她办公室里的那位半职的社工不在时，D就可以用那电脑。D说，7月5日她会做这件事。上司说她一天完这活，最好还是现在就开始。D答应了。可等上司离开，她就跟A和我说，如果第二天她又开始聊天，让我们制止她。第二天，她问我是否能帮她。我说No。她非常惊讶“什么？”我说，我有工作，这是真的。首先我得做自己那份工作，第二，我不想帮她，因为她什么也不做。

终于，当上司坐在她身边时，她干了一整天。那之后，她又开始聊天。7月4日后的星期一，她在电脑上打明晰表。然后问我，能否帮她。我说如果有另台电脑的话。她说就在她用的电脑上继续那明晰表。我问我替她做了，她做什么。她沉默了一会儿，拿给我一个名单说，给名单上的医院打电话获得他们的地址。如果我不做的话，她保留与我作对的权利。这发生在午饭前，午饭后，D去图书馆做功课——写她的调查报告。A和我回到办公室做一些复印工作。那天，D再也没有回到上司的办公室完成她的明晰表。

在那个半职社工休假前，我们的上司问D和我是否能替那社工追踪病人出院的事宜。我们两人都说行。但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事了。D连自己的事都不做，还能指望她做别人的事？

我想，我们世界观的不同，是基于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如果我工作，则工作优先。D只在意是否按时拿到她的工资。对工作，如果上司追得急，她也就急几分钟。然后就继续谈她的发型、化妆、时装、等等，她的生活故事。

* Supportive Case Management 简称SCM辅助个案管理。按照纽约州精神健康办公室规定，SCM的个案管理员为己经与各种服务挂上钩的病人提供不断的支持。它与ICM*服务相似，但服务密度相对小些。SCM一般只要每个月与病人和他们家庭接触两次；而ICM则每个月至少要跟病人接触四次。SCM的个案管理员一般负责20个病例。政府医药补助(Medicaid) 支付SCM服务。

*Intensive Case Management简称ICM特別个案管理，ICM旨在帮助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的病人及其家庭在社区内正常生活。这些“特别个案管理员”一般都有社工硕士学位，有些还是有执照的社工。特别个案管理员是针对精神病患者的特别需要，不仅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还要每周至少见病人一次，监督他们看精神病医生、心理治疗师，并监督他们服药。服务是长期，直到不需要为止。每个特別个案管理员所负责的病例一般是12个。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服务。政府医药补助(Medicaid) 支付ICM服务。